朱熹（1130年-1200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和思想家，他一生追求“致知穷理”，认为宇宙万物皆由天人之理所支配。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哲学体系，包括“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重要思想。他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朱熹是否“悟道”，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朱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思考最终实现了“顿悟”，而另一些则认为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基于经验积累和理性推理的结果。朱熹的“悟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朱熹早年做学问，意图穷世间之理，功夫多用在“考校同异，研究纤密”上，因此于事上的功夫有所欠缺，因而后来被仇家监察御史沈继祖以奏劾其“十大罪状”时，他并未申辩，只是向朝廷做了检讨。“深省昨非，细寻今是”，给历史留下一桩疑案。
不过从他的《答林择之》中“人欲横流，天理几灭，今而思之，怛然震悚”之语中，十大罪状也并非完全捏造，捉影捕风也需影和风。
到了晚年，朱子气衰，患眼疾，此时于理上用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也只得“闲中 *** ，收敛身心”，又参起了“敬”字公案，竟然意外悟道，岂非天意?!
在《答林择之》中，朱熹自况：“熹哀苦之馀，无他外诱，日用之间，痛自敛饬，乃知‘敬’字之功，亲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费光阴，人欲横流，天理几灭，今而思之，怛然震悚，盖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可惜的是，朱熹晚年已人微言轻，所悟之道无法传播，故作书信，给几个知心好友推心置腹，后来被王阳明收录在《朱子晚年定论》中。
青年时期的王阳明一致推崇于朱熹的朱子伦，以理为据，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说世间万物难逃一个理字，人的所做所行都是在理字上面有所展现，在传习录中的《朱子晚年定论》中有记载朱熹给亲朋送去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早年朱熹对自己的理字说的忏悔与悔悟。
王阳明看过这些书信以后欣喜若狂，因为他所坚持的那些道理正是书信所写的那样，心即是理，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摆脱不了一个心字，心是大脑的主机，可以控制自己的一切言行举止，更给后人留下了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短短的四句话足以包括，心即是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观点。
悟道与非悟道，有天壤之别，朱熹早年虽也很高明，但毕竟未悟道真谛，晚年勇敢革命，无意间突破自我，悟道之后的朱熹，可谓脱胎换骨，怎奈年老，人微言轻，后人多不知，只得跟着朱熹早年的错误一条路走到黑，王阳明欣喜若狂而作证，目的在于给世人以警醒，后世人多不晓，虽可惜，亦宿命。
东汉名将窦宪曾两度打残匈奴，迫使其远徙到东欧，为何最终被逼自杀？
窦宪，字伯度，他是东汉的名将，同时他的妹妹被汉章帝立为皇后，所以他也是外戚，他曾大败北匈奴于稽洛山，后登燕然山刻石记功，称为燕然勒石，这犹如当年霍去病故事一样，因燕然山的胜利，也坚定了东汉消灭北匈奴的决心，所以之后他再次出兵，又大败北匈奴主力，他也因功地位越来越高，可谓是权倾朝野。
所以说窦宪对东汉王朝、整个历史发展是做出很大贡献的，他登燕然山、败北北匈奴，让他们被迫西迁，窦宪也因此奠定了北方疆土的新格局，而这个格局是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朝的心愿，也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过程，因此窦宪的历史功绩是得到肯定的。
而窦宪不仅影响到我国历史，同时也多少间接的推动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因为北匈奴被彻底打败后，他的残部虽然《后汉书》记载的是“不知所终”，但是根据《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说法，被打败的匈奴人向西发展，他们长途跋涉到了欧洲的黑海，而后又向西发展而到罗马城下。
窦宪战功赫赫、地位崇高、对东汉做出很大的功效，他拜为大将军，地位高于三公，然而窦宪本人行事也越来越飞扬跋扈，再则窦家的人同为九卿、校尉的遍布朝廷，窦宪的亲信党羽郭举、郭璜、邓磊、邓叠等人相互勾结，他们便商量刺杀汉和帝，然而他们的的计划却被汉和帝知道。
当时窦氏权倾朝野，汉和帝虽然贵为皇帝，却没有实权，他知道朝廷大臣多少依附于窦氏而不能信任，唯一能信任的人就是身边的宦官，最终在窦宪班师回朝的时候，当他进城后，汉和帝关闭城门，抓住了邓叠、邓磊、郭举、郭璜，并且把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收回，改封他在为冠军侯，并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而汉和帝因为窦太后的原因，他不愿意正式的处死窦宪，所以就让严苛干练的人监督窦宪，当然虽然汉和帝不愿正式处死窦宪，并不是说不杀他，因此当窦宪去了封地后，就被逼自尽了。
所以窦宪被逼自杀，就是她功劳大、地位高，不仅威胁到皇帝，而且他本人亦飞扬跋扈、心有二心，还有主要的就是他是外戚专权大臣，外戚专政要么皇帝失败，要么外戚失败，作为失败的一方结局当然则不会好。
而因为汉和帝联合宦官除去窦氏外戚，所以他之后亏重用宦官，从而宦官掌权专政，后来的皇帝没有办法又用外戚除去宦官，从而又导致外戚专权，就这样东汉就陷入了外戚宦官专权的局面。